印度计划筹建世界太阳能银行 动员资金500亿美元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即便搞定了当下，但也未必能搞定长远。

在筚路蓝缕的国家创始阶段，行政官员们所追逐竞争的权力职位，往往比任何其他职位更加辉煌显赫。对社会的动荡心怀恐惧感。

有媒体报道说，戈萨奇喜爱滑雪、钓鱼和打猎。有记录表明，戈萨奇支持保留死刑。不过，他并没有对是否支持堕胎公开发表意见，但是曾在著述中抨击过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行为，据此，有人预测他具有反对堕胎的倾向。该上诉法庭最后一致同意维持罗巴特法官的裁决。有人担心，依照特朗普不按规矩出牌的鲁莽性格，他会不会因为戈萨奇批评了他就撤销提名换人？对大法官这个位置，他自然也有其他的人选。

尽管此前有报道说，在白宫准备宣布大法官提名之前，特朗普一直在两个最终提名人-- 戈萨奇法官和哈迪曼（ThomasHardiman）法官之间犹豫不决，但特朗普在提名演讲中则极力盛赞戈萨奇，称其是"全美范围内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最佳人选"。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教授的话说：美国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在变化过程中发生的稳定性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新酒不断倒入了旧瓶里的故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依法保障公民四权。

从权利的作用和功能的角度看，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则是民法体系运行和展开的基础。在法律领域，权利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就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敏感与维护。民法是私法最为典型的领域，权利体系则构成了民法最为基本的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权利意识的觉醒主要集中在私权领域，特别是财产权利意识的觉醒，表现为追求在经济上过有品质生活的权利。其次，尊重权利就要明晰权利的界限。

权利不是一种极端的话语，具有权利冲突是一个社会状况良好的表现，权利的冲突、利益的较量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平衡和妥协的艺术。从权利角度来认识法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权利不能被滥用，个人权利具有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他人权利的边界。政府对关系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调整不让其参与，则敏感于公民的参与权和听证权。

法治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称之为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原因之一即是法治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妥协。文章原载《学习时报》2017年1月11日民主法治版，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师资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法理学博士。Lex则指具体、明确的规则。再次，尊重权利需要树立权衡意识。

界限意识还意味着权利的分明，个人与集体之间界限分明，个人与个人之间界限分明。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将保障权利作为法治建设的支撑。

最后，尊重权利需要重视责任意识，敏感于自己的权利，同样也敏感于自己的责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治被提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政府提出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公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要具有对某种权利的敏感性，敏感于自己的资格、利益，敏感于采取相应的手段或提出相应的主张。承担责任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必然，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生产商未标明转基因食品，则敏感于消费者的知情权。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这一主题，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法律的历史源头来看，古罗马表示法律的Jus和Lex两个词，Jus指法、权利，同时也有正义、衡平、道德的涵义。

进入专题： 权利 法治 。公法体系当中，一般认为社会契约论确立了现代公法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权利是权力的来源。

相应地，责任对权利的限制也是一种内在限制而不是外在限制。责任不是外在于权利，而是包含于权利之中，二者不可分离，法治的核心即是在于每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和到位，不能将责任与权利彼此分离或切割。

首先，尊重权利就要具有权利认知或权利意识。可见，我国发展进程中也展现了从私权利意识觉醒到公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转变。

公民四权主要属于公法上的权利类型，这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尊重权利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生活方式的基石 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完善法律制度，更在于全社会严格地依法办事，让法治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让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人身权、物权、债权、亲属法和继承法上的权利、知识产权等构成了民法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公民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要求和表达诉求、对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自身价值的追求，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

界限意识是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法治进步的每个节点都可以看到权利体系的某种发展 权利意识分为财产权利意识、政治权利意识、人身权利意识、社会保障权利意识和文化权利意识。

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权利是现代法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如果把法律体系划分为私法体系和公法体系，权利概念既是私法体系的元概念，也是公法体系的元概念

即便一时不能保证民法的质量尽如人意，中国也还是需要在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不断寻找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为新型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凝聚基本共识——这就是我支持民法典编纂的重要理由。第一，宪法宣布的一些公民基本权利需要通过民法规定才能落到实处，才能互相协调整合。

实际上，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民法起草作业曾经几次启动，但又随之几次中断，是因为社会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法律关系难以确定。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在去年6月也组织民法学者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修改建议。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着手重新起草民法。不得不指出，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和自愿原则以自由而平等的市民形象为前提，这样抽象的市民概念完全舍弃了作为资本家与职工、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具体差异。

另外，除了与传统的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相关的权利之外，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知识财产和信息相关的一些权利形态（例如隐私权）也已经呈现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也需要通过民法规范加以确认。不言而喻，这种现实主义立法政策也促进了学说汇纂式（潘德克顿）系统的相对化趋势。

后来立法机关鉴于改革开放时代的需求和客观条件，采取先公布《民法通则》、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后再编纂统一民法典的渐进主义策略。社会发展对民法总则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68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25年，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迄今还没有颁布，的确显得有些特异。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法总则承认了习惯作为审判规范的属性，让社会事实与契约类型以及侵权责任的结构之间产生一定的互动，从而使法律体系的弹性和权利生成机制也有所加强。于是有了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公布以及《婚姻法》等其他民事单行法的修改。